在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，引用《诗经·召南·采蘩》中的“夙夜在公”;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，引用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中的“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”;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，引用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中的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——“诗以言志”，习近平总书记引用《诗经》中的名言警句，激励我们不忘初心、砥砺奋进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。 

　　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共305篇，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。《诗经》篇目一般分为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三类。其中“风”诗中的十五国风为京畿与各诸侯国间流行的地域民歌;“雅”分大雅、小雅，为宴乐饮酒、朝会酬答之作;“颂”是祭祀祖先或神祇的乐舞。就这三类诗歌的艺术特色而言，国风清新活泼，“雅”诗典雅和缓，“颂”诗雍容庄重。《毛诗序》认为诗有六义，分别为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，又认为“赋、比、兴是《诗》之所用，风、雅、颂是《诗》之成形”。“赋、比、兴”是对《诗经》的艺术手法的概括，“赋”即铺陈直叙，“比”即为比喻，“兴”则是触物兴词，以客观事物来引发情感。

　　《诗经》的作者上至宫廷贵族，下至普通百姓，涵盖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物，内容极为丰富，有“颂”诗中祭祖颂歌周朝先民的史诗，有大雅、小雅中的燕飨、怨刺诗，更有国风中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有关婚姻爱情、农事劳作的诗歌以及有关战争、徭役等政治内容的诗篇。《诗经》反映的内容极其广泛，时间跨度约有500年，记录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可以说是初民觉醒的心灵史。

　　《诗经》所反映的初民觉醒主要体现在对于商、周鼎革之际政治文化思考，即由天命向人事的转变。大雅《荡》有云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周人不再像殷商先民那样妄言天命，而是心怀惕怵地对天命重新理解，将虚妄的天命与现实的人事结合起来，借人事来理解天命，并认为天命是由人事决定的，所谓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。因此，周代的礼乐文明便以崇礼修文代替了崇神祀鬼，以能俭养德取代刻薄寡恩。在由《生民》《公刘》《绵》《皇矣》《大明》组成的周族史诗中，我们的先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天命的奴隶、神权的仆役和祖先的影子，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类而存在的，《公刘》篇中的祖先更是获得某种神祇的地位，对祖先的祭祀变成了对于人精神力量的崇拜。人的觉醒导致了我们的先民开始以人性心理为基点构建礼乐文明。在《诗经》中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(如《关雎》)，对淳美德行的歌颂(如《烝民》)，对自然光辉的审视(如《天保》)，与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相互生发，不仅构成了初民的心灵史，也一直延续到当下。

　　《诗经》是500年民族文化心灵的写照，也和其他华夏经典共同汇聚成了我们民族文明的主脉。《诗经》时代的文化变革与理性觉醒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优秀文化传统的基因。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传统，“和”的精神追求，厚生爱民、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对人性的尊重，都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。